我的老家是在南方一个比较偏僻的小县城里。可能是从小受到的教育比较传统缘故吧，在我的青年时代，只要听到有人说钱、钞票、发财一类的字眼就觉得有些别扭。特别是当某人嘴巴里左一个钞票右一个发财时，我就会认为这个人很庸俗——怎么成天就是钱、钞票、发财呢？！要知道，社会崇拜的可是“纯粹的”、“用特殊材料铸成的”、“大公无私克己奉公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等高尚的人呀！
也许是冥冥中“哪壶不开提哪壶”。我参加工作的第一站是个具有保密属性的“三线厂”。它地处群山之中，交通和生活都很不方便。好在因工作关系，我结识了一对本地的农民夫妇。他俩不仅会帮助我解决一些生活中的小难题，还会送点他们自家产的农副产品给我改善伙食。有时碰到他们家用红薯、芋头、玉米等杂粮当晚餐时，干脆就叫我到他家去与他们一起吃。当然，我也不时会送点脆饼、麦乳精、香皂等“高档”商品给他们作为回礼。
到他们家去吃杂粮晚餐是那个时期最开心的事情了。黢黑的厨房中央有一个由几块山石堆砌成的简易炉灶，上面放一口鼎锅，锅里放着红薯、玉米、芋头、土豆、南瓜一类的杂粮，锅下烧着木柴或芭茅。炉灶旁边则搁了一张小方桌，而小菜通常以自制的剁辣椒、咸菜罗卜干为主。等到锅里的水焖干了，杂粮就飘出阵阵甜香气味来。俄顷，大家就围着小方桌一边吃一边聊天，那味道和氛围应该是说多好就有多好。然而，这种幸福的时光和温馨的气氛却往往被女主人说的话给打了折扣。
女主人姓冯，热情善谈，嗓门清脆。不论何时何地，大凡只要她一开口，就很有可能将话题收纳到“钞票”的范围里。比如喇叭里播报了某生产队的某男起早贪黑作贡献，她就说什么呀，他起早贪黑并不是为了作贡献，而是为了多挣工分多得钞票。又比如报纸上登了某领域的学科带头人废寝忘食钻研科学，她就说什么呀，他钻研的目的还不是为了出名获利。有一回我们单位的一个中层干部被评为省级特殊材料铸成的先进分子的光荣称号，厂部对此非常重视，动用了包括广播、横幅、标语、简报、专栏、表彰会等一切手段进行广泛宣传。可这个女主人却在私下里说什么特殊不特殊呀？还不是一样贪财，好几回偷厂里的铁拿到我表舅开的废品收购店里去卖呢……
总之，因为所有的好人好事和常人常事到了她的嘴巴里都变成了“什么呀……还不是……”。所以尽管她一家人都是我的好朋友，但在我的意识深处还是觉得她是一个与纯粹、高尚、文明背道而驰的庸俗之人；她的嗓音虽然清脆，却在清脆中折射着尖锐、刻薄。
冯对我的影响不仅生效于我与他们一家人相处的那段时间，就是当我调到一个二线城市的新的单位工作之后，只要听到与利益有关的人和事，耳朵里仍然会回响起她那腔清脆而又尖刻的嗓音。
时光荏苒、日出日落。按理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涉事的增多，我对冯的印象应该是越来越淡了。可奇怪的是，当我后来成家立业了，步入中年以致迈入老年了，冯的声音还是会不时地在耳朵里响起并且慢慢地变得越来越中肯、越来越亲切、越来越有魅力了。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我想来想去，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们身心每时每刻都生活在与金钱、钞票、名声、利益相关联的社会关系之中，包括做梦的时候。换句话说，我们机体的组织器官和生理功能以及我们生活的社稷都是由庸俗构成而不是由高尚构成的。之所以舆论场上会不厌其烦地提倡文明、高尚、纯洁，那是因为世上根本就没有那样的“纯人”才作出那样的祈盼；我们生活的环境恰恰缺少那些东西才需要去追加和弥补。
具体来说，我的世界观之所以会变得与冯的观念相一致，是因为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碰到过数不清的人和事——道貌岸然与引车卖浆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者，腰缠万贯做慈善的与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先进楷模与小偷囚犯以及国际国内大事、家庭琐事、公事、私事、生活上的事、工作上的事、学习上的事、精神方面的事、物质方面的事。而这些人和事不论多么简单或复杂，多么堂皇或市侩，其归根结底的走向都是呈物质决定精神、逐利先于奉献的。就像冯当初说的那样“什么呀……还不是……”。
冒昧再举几个例子来佐证吧。
我后来所在的工作单位上有个材料仓库的支部书记是个工农干部。他穿着朴实，为人温婉，工作上以身作则，生活上勤俭节约。每逢开会发言，三句话不离大公无私克己奉公什么的。可后来有一天他突然被公安局铐走了，原因竟是他长期暗中勾结厂外盗贼偷走不少钢材。天呀，这不跟当年那个被评为省级特殊材料铸成的先进分子一模一样吗？
又比如，评职称应该是一件很严格的事情吧。学历啦、工作年限啦、论文啦等等等等。但也留了一条缝隙即“破格”，因此就“破”出一些情节来了。与我同一科室的老吕其它条件都马虎能凑合，但他天生不善于写论文，于是在评职称之前的半年多里天天提前到岗帮领导和同事打扫各自办公室的卫生。碰到“五一”、“十一”之类的卫生大检查，更是撸起袖子掏阴沟、洗厕所累得满头大汗……如此一来，到了评职称的时候就如愿以偿地“破格”了。不过，等到新的工资拿到手，他就闪到了腰，从此再也不提前到岗了。
还有，我的一个高中同学历来善于走官道。应该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吧，最后官至正厅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省的广播、报纸、电视上不时会出现他的声音或身影。只见他总是穿一件风纪扣扣得规规矩矩的中山装，举止得当，言行儒雅，开口闭口都是“最高指示”般的“正能量”。以致我们家乡的地方志和官方网页都把他列在现当代名人的置顶位置上。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让全县父老乡亲都为之骄傲的名人，却在离休一年后因贪污受贿被判刑20年。其贪污金额接近一个亿。
最近的例子就是志愿者啦。因为新冠疫情，返聘我的单位的所在区域突然成了高中风险地区。我和几位同事被猝不及防地封控在公寓里整整两个月。不仅不能离开公寓，开始的时候甚至不能出房门，连一日三餐都难以保证。那段时间我们唯一的求援方式就是通过手机向单位上的相关领导反映情况，倒也获得了他们力所能及的帮助。不过在联系他们的过程中我们明显地感觉到他们非常繁忙，有时一大早从微信里给他们留了言，要到傍晚才能得到答复。原来，他们都做志愿者去了。在人们的逻辑思维中，志愿者应该是不计报酬的高尚之人。但后来我们越来越觉得奇怪，不仅我们单位上的相关领导，就是公寓物业公司里的保洁员、保安以及伙房的勤杂人员也都纷纷成了志愿者了。他们都不是医务人员，却在一夜之间经过考核而穿上了防护服，做起了核算采集或秩序维护工作。更奇怪的是，自从成了志愿者，他们整天乐呵呵的满面红光、吆三喝四。其嗓门比当年的冯还要清脆嘹亮，丝毫没有防疫抗疫的严肃表情。直到有一天，有个想做志愿者而没有如愿的保洁员和一个已经当上了志愿者的女保安打架打得头破血流并来了110特警处置之后，我们才知道志愿者不但有报酬，而且可以拿到难以想象的高薪，所以大家都千方百计找熟人拉关系去跻身其间了。
以上说的都是别人的例子，下面就说说我自己吧。
青年时我觉得冯是一个与纯粹、高尚、文明背道而驰的庸俗之人，是出自内心的觉悟。而今，我觉得冯当初的言论越来越亲切、越来越有魅力也是出自内心的觉悟。
这种改变并不矛盾，因为青年时我思想单纯，没有负担，思维模式处于形而上，可归类意识形态；而后，我的阅历增加了，有负担了，思维模式处于形而下，可归类物质形态。所以前面举的别人的例子对我内心也是会产生作用力的——如果我也掌握了仓库的钥匙、也在某个子项上不符合晋级的条件、也当上了厅官、也有去当核算采集者的机会……就也有可能会像他们一样“什么呀……还不是……”
也就是说，我之所以没有像他们那样“什么呀……还不是……”，并不是我的觉悟高，而是没有那个条件和机遇。所以就只好随大流地用违心迎合世风，用虚假掩饰真情，用委婉讨好上峰……从而使自己经常处于伪装、压抑、吃力的状态。
冯俩口子不知是否还住在那里？退休后我曾有过到当年那个“三线厂”去重游故地、叙旧闻新的想法，但此别已经半个世纪，其间与他们俩口子也没有任何联系。加上各地小城镇建设如火如荼，网上又有不少关于那些当年地处深山、繁华昌盛的“三线厂”几乎都凋零成了断壁残垣、鼠行蛛织的“鬼城”的信息，所以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不过，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既然我们没有能力改变现状并且又经常处于伪装、压抑、吃力的状态。那么，还不如就地改变自己，适时还其“原罪”——用世俗之眼，解读世俗之简；做庸俗之人，免得伪装吃力。
作者今年4月于上海临港新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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