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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纪实文学
作者：[美]张纯如
译校：孙英春等
张纯如（Iris Chang，1968年3月28日－2004年11月9日），美国著名的华裔女作家、历史学家和自由撰稿人，以出版英文历史著作《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The Rape of Nanking）而闻名。
第十章 被遗忘的大屠杀：再次凌辱
今天，在美国任何一个地方，或是世界上大多数地区，有哪一个孩子没有看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毒气室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哪一个孩子没有读过年轻的安妮·弗兰克在集中营里悲惨遭遇的故事片断呢?的确，至少在美国，大部分学生都受到了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的毁灭性后果的教育。但是，如果去问多数美国人–无论成年人还是孩子，包括受到高等教育的成年人–他们是否知道南京的暴行，你会发现，绝大多数人对60年前南京发生的事一无所知。一位著名的政府的历史学家告诉我，在她读研究生期间，这个题目从未被提起过。一位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律师很羞愧地告诉我，她甚至不知道中国与日本之间曾发生过战争，她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太平洋战争的了解仅限于珍珠港和广岛。这种无知甚至也存在于亚裔美国人之中。一位妇女曾问我：“南京?是什么，是一个朝代?”从中可以看她也少得可怜的地理和历史知识。
60年前曾是美国报纸头版消息的事件，现在看起来已经消失了。好莱坞从未制作过一部关于这场屠杀的主流影片–即使这一事件包含着与《辛德勒的名单》相似的戏剧成份。另外，直到最近，大多数美国的小说家和历史学家也没有准备写这件事。
在听到这样的说法之后，我感到一阵恐惧：30万中国人被杀害的历史可能会消失，就像他们在日本人的占领下消失一样；有一天，世界会真的相信日本政客的话，南京的暴行是一个骗局，是捏造出来的–大屠杀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为写作本书，我强迫自己不仅深入研究历史，同时也研究历史的编写–去检验历史的力量，检验历史的制作过程。究竟是什么使某些事件留在历史之中，而让其他的归于乌有呢?具体地说，像南京的暴行这样的事件，是怎样从日本(以至世界)集体的记忆中消失的?
很明显，南京的暴行没有被广泛地传播的原因之一，在于战后德国和日本对待其战争罪行的不同态度。或许与历史上其他任何国家不同，二战以后，德国人在政治上一致承认，不仅是纳粹分子，德国战时政府也应对战争罪行负责。而反观日本政府，它从未迫使自己或日本社会像德国一样做。于是，虽然有些人为使日本社会正视残酷的事实进行了勇敢的斗争，但很多日本人继续把战争罪行视为个别士兵所为，有的甚至认为一切事件根本没有发生过。
在日本，关于二战期间发生事件的各种竞相矛盾的故事还在不断出现。根据日本时下流行的篡改历史分子的观点，这个国家对战争期间任何地方发生的大规模屠杀平民不负任何责任。日本人发动战争是为了自身的生存，也是为了从西方帝国主义的控制中拯救亚洲。的确，作为对其崇高努力的回报，日本自己在广岛和长崎成了最终的受害者。
这种涂抹历史的东西还写进了日本的历史课本，这些课本不仅完全忽略了南京大屠杀，还加进了明摆着是编造的军事行动的内容。在日本的政治圈子里，为了对付那些认为这种课本没有告诉下一代历史真相的人，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威胁要用起诉、死亡，甚至谋杀使反对者沉默。
在日本，试图改写历史的不仅仅是狂热的无知组织。1990年，日本一个保守的自民党领导人，同时也是畅销书《日本可以说不》作者的石原慎太郎，在接受《花花公子》采访时说：“人们说日本人在那里(指南京)搞了一次大屠杀，但那不是真的。它是中国人编造的故事。这个故事破坏了日本的形象，它全是谎言”。
自然，这番话激怒了全世界的学者和记者。有人公开声明：“日本对南京暴行的否认在政治上就等于德国人对否认大屠杀。但是一切谴责都没能使石原慎太郎沉默，他反而回敬以更激烈的攻击。面对无可辩驳的证据，石原仍然反驳说，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南京大屠杀一干人犯之前，世界从不知道南京大屠杀这回事。他还说，在屠杀发生时，日本的战地记者和西方记者都没有任何报道；《纽约时报》记者弗兰克·蒂尔曼·德丁就没有目睹屠杀；圣公会牧师约翰·马吉也仅仅看到一人被杀。
当然，在90年代约翰·马吉已不在人世，无法为自己辩护。但他的儿子戴维·马吉却努力驳斥了石原的说法。他接受很多媒介的采访，并出席了许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会议。在会上，他宣读了他父亲的文章，并展示了他父亲用来拍摄日军暴行的照相机。仍健在的弗兰克·蒂尔曼·德丁则采取直接行动。为驳斥石原的说法，已经退休住在圣迭戈的德丁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德丁对记者解释说，他在1937年确实写过一篇文章，描述从上海到南京一带农村的和平景象，但那篇文章是写在日本人向南京进发的两个月之前。
石原的其他说法也很容易驳斥。当年，几十种西方报纸都有关于南京暴行的同期报道，甚至日本报纸也登载了关于大屠杀的详细报道。比如，德丁的文章就是那时写的，并刊登在《纽约时报》头版。约翰·马吉的信件中也有大量的描写，比如“强奸妇女的行为已无法形容和想象”和“我能说的是，这个城市的每一个大街小巷都有死尸，我去了很多地方，包括下关地区。”
但是，石原并没有住嘴，他还说，中国声称的南京大屠杀影响了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的决心。由于人们对石原以前说法的驳斥，使得石原不可能继续重复所说过的话，石原稍稍转变了一下立场，但他还是顽固坚持一点：即使德国人为杀害犹太人道歉，但不意味着日本人也要这么做，在任何情形下，日本人都不应承认对任何错误负责。
尽管如此接受了《花花公子》的采访，石原的职业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但其他人却没有这么幸运。
–卷入这场争论漩涡最中心的一个人是永野茂门将军。1994年春，在任职内阁法务相期间，他接受了《每日新闻》的采访，这次采访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他说：”我认为南京大屠杀及其他事情是编造的谎言”，他还告诉记者：”(在日军进入南京后)不久，我就到了南京”。长野重人还把韩国慰安妇称作”有执照的妓女”，而不是性奴隶。他还辩解说，当时日本别无选择，只有进行战争，因为日本”面临被挤垮的危险”。亚洲各国对长野重人的如此说法产生了强烈反应，迫使他不得不引咎辞职。
–1986年9月，日本文部相藤尾正行宣称南京暴行”仅仅是战争的一部分”。由此，断送了他的政治生涯。在接受《文艺春秋》采访时，他为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行为辩护，声称死难人数是被夸大的。他还说，韩国之所以指责日本，部分原因在于1910年日本对朝鲜的吞并，而朝鲜心甘情原成为殖民地。藤尾还认为，东京战犯审判是为了“夺走日本力量”的“种族报复”。尽管藤尾此说仅仅是为了“通过历史和传统重建日本精神”，他还是丢了饭碗。就在当日，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将其免职。
奥野诚亮在战争期间是臭名昭著的日本宪兵队(日本秘密军事警察)地区长官，战后发迹，成了日本法务相，甚至还当了文部相。1988年，他成为日本国士厅首脑及内阁第三号人物。当年春，他朝拜了东京靖国神社(日本的甲级战犯被供奉在此)，并表达了他对二战的看法，他的毁灭也从此开始了。奥野告诉记者：“日本没有侵略意图”，“白种人把亚洲变成了殖民地，但只有日本遭到指责。究竟谁是侵略者?是白种人。我不明白为什么日本人被叫做军国主义者和侵略者”。这些话在亚洲引起了轩然大波，奥野就改口说：“我没有说日本不是侵略者。我只是说日本不是唯一的侵略者”。5月，奥野被迫辞职；但他始终毫不改悔。他说，他之所以下台是迫于政府的压力，而不是希望收回自己的说法。
–1994年8月，日本环境厅长官樱井新声称，日本不是为了侵略而进入战争的。出于对中国强烈抗议的反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声明，“中国政府对一个日本内阁部长无耻扭曲历史事实的官论再次深表遗憾”。村山富市为樱井新的言论道歉，指责樱井新的话“不合适”，并令其在午夜召开记者招待会收回所说的话。
–1995年，身为日本通产省大臣并在自民党影响颇大的桥本龙太郎(后来成为日本首相)宣称，在二战期间，日本的意图仅仅是向美国、英国及“其他国家”开战。他说，虽然日本侵略中国，但真的没有侵犯其他亚洲国家的意图。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日本官方否认历史的行为仍在继续。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梶山静六的一番言论就激怒了一些亚洲国家。梶山说，在二战期间，日本皇军的性奴隶和强暴受害者根本不是(被迫的)奴隶，而是自愿的妓女。1997年1月，梶山声称，日军的慰安妇是”为了挣钱”，与当时日本合法从业的妓女没有什么不同。令人惊异的是，梶山的这些话恰恰是发表在日韩两国首脑周未会晤前夕。对于梶山的言论，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和韩国总统金泳三都深表愤怒。
后来，梶山作出了道歉的姿态，但他的道歉缺乏真诚并具挑衅性，激怒了评论界。他说，自己的言论“在日韩两国首脑会晤中引起一些不快，也在韩国人民中引起了误解”，但梶山拒绝收回他最初的言论。梶山的嘴并不仅仅给他带来这一次麻烦。早在1990年，他曾把非洲裔美国人比做妓女，他们的到来毁坏了整个社区，为此，他被迫辞去了法务相的职务。
关于教科书的争议
日本教育弊病中最危险的恐怕是日本通过教科书审查制度故意隐瞒有关二战的重要历史信息。
几乎是从一出生开始，日本的孩子们就得在难以立足的教育金字塔上拼命寻找自己的立足点，努力攀上顶峰，顶峰就是进入早稻田大学或是东京大学。在日本，有名的小学拥挤不堪，为的是让孩子进入好的中学。在那些中学，孩子们要从早上9点学习到下午6点；为了确保升入有名的小学，好的幼儿园也是挤破了门槛；为了给婴儿一个进入好的保育所的”门票”，日本甚至出现了特殊的产妇病房。
但是，尽管日本因”考试魔窟”而闻名，然而，他们的在校生从二战中学到了什么呢?
非常少。事实就是如此。日本的整个教育体系患有一种选择性健忘症，直到1994年，日本在校生才受到这样的教育：裕仁天皇的军队应为二战期间至少200万名盟军士兵和亚洲平民的死亡负责。在90年代初，一个报纸文章引用了一位日本中学教师的话，这位老师的学生在学到日本曾与美国交战时十分惊讶，这些学生首先想知道的是：谁赢了?
为什么会这样?在日本，中小学校使用的全部教材必须首先得到日本文部省的同意。日本的批评家指出，社科类课本要经过最严格的审查。
例如，在1977年，日本文部省在一个标准历史书中把有关二战的内容删去，使这本原本数百页的书只剩下6页，主要留下了一些美国轰炸东京的照片，一幅广岛废墟的照片和一份日本战争死亡人数的统计表。至于日本给战争对方造成的伤亡、日本的战争暴行，或是强行将中国及朝鲜犯人送往日本劳动营的内容，这本书则只字未提。
如果不是一位勇敢的战斗者的努力，这种审查制度恐怕还不会改变。1965年，日本历史学家家永三郎将日本政府起诉。这一案件是一场持续30多年的法律斗争的开始，并取得了成千上万日本同情者的支持。
凡是见过家永的人，无不为他的赢弱而感到惊诧。这位年过八旬的秃顶老人走路颤颤巍巍，说话声也很小，但他体内却蕴藏着对工作坚强有力的意志。
家永试图向在校生提供南京大屠杀的材料，但文部省却干预了他的行动。例如，家永在他的教科书手稿中写着：“在占领南京之后，日军马上杀害了无数的士兵和平民。这一事件被称为南京大屠杀。审查官员对此评价说：”这种描述会使读者理解为：在占领南京后，日军马上开始单方面屠杀中国人。这段话应当修改，以免让读者做出如此理解”。
最后，尽管家永反对，这一段文字被改为：”中国的武装力量进行了猛烈的抵抗，在战斗中，日军占领南京并杀害了无数的中国士兵和平民。这一事件被称为南京大屠杀。”作为对家永与文部省关于南京大屠杀观点的妥协，这种说法可能使教科书审查官们感到满意。不幸的是，这种说法根本不是真实的，因为它暗示着南京大屠杀是发生在中日军队酣战之时。
审查官还要求家永删去有关日军强奸行为的描述，他们声称：“在人类历史每个时期的每一个战场上，侵犯妇女的事都在出现。鉴于对日本军队的尊敬，这一问题无须提及”。
“侵略”一词也成了忌讳。审查官认为，“侵略一词包含着不合乎道德的涵义”。文部省还对家永试图谴责日本战时行为的努力大为光火。家永是这样写的：“这场战争被誉为‘圣战’，日本军队在战场上的失败和野蛮行为都完全被掩盖了。其结果是，大多数日本人民无法了解真相。他们没有选择，只能与这场狂妄的战争积极合作。”文部省基于这样的原因将该段删去：“‘日本军队的野蛮行为’和‘狂妄的战争’这种表达方式是对二战中日本处境和行为的片面指责”。
1970年，当家永三郎打赢这场官司(东京地区法院法官杉本良吉作出裁决，教科书审查不得超出纠正事实及印刷错误的范围)，极端分子向律师、法官和家永本人威胁要杀害他们，同时，流氓们还在家永的门外敲击碗盆，大喊口号，令其不得安宁。警察不得不护送家永及其律师由秘密通道出入法庭。
在1948年获过一次奖之后(他承认，那时自己是个“政治聋人”)，家永三郎一直被颁发历史学科国家奖的官方委员会遗忘了。但是，这位历史学家却在历史中为自己赢得了一席之地。他的努力受到了世人瞩目，引发的国际舆论迫使极度保守的日本文部省有了某些变化。到了80年代，法律诉讼事件和政治行动主义开始达到高潮。1982年，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对南京暴行历史的歪曲成为日本一大热点，并引发了一场国际外交危机。日本4家主要的国家级报纸在头条刊登关于这一问题的消息。中国和韩国的官员们也提出正式抗议，指责日本试图将其侵略历史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为在年轻一代中复活军国主义打下基础，但是，日本教科书委员会却试图为自己辩解，他们告诉记者：“用三到五行字描写南京暴行，而只用一两行字提到苏联或美国对日本的暴行，是不公正的。”
最后，教科书争论的公开化产生了两个后果。其一，日本文部相藤尾正行引咎辞职，他曾疯狂地维护文部省洗刷二战历史的政策。其二，文部省内部已更深刻地意识到南京大屠杀是不能再被忽视的。但是就在藤尾辞职前，日本防务委员会还准备了一本极右的历史教科书，该书是这样概括南京大屠杀的：”南京的战斗非常激烈。据报道，在南京被攻下之后，日本军队杀害、打伤了很多中国士兵和平民，因此引起了国际上的批评”。
当然，教科书审查之事至今还未结束。目前一些日本官员正致力于缩小屠杀的规模，而不是彻底否认屠杀的事实。1991年，文部省的审查官命令教科书作者删去所有教科书中关于南京暴行中国人死亡数字的资料，因为当局认为这些数字缺乏足够的依据。3年后，文部省甚至迫使一位作者将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在一天内杀害的人数从2．5万人减至1．5万人。该教科书的初版中，摘录了一份日记中的统计：在一天中“消灭”了25，000名战俘。在文部省的压力之下，教科书出版者做了让步，将日记中的摘录缩短为：“佐佐木部队消灭了15，000人。
学术界的掩盖手段
日本学术界很少有人研究南京的暴行。有人说，此事过去时间并非久远，还不值得去进行历史研究或是让历史学家去评判日本的错误。一些人甚至对批判日本战争罪行的作法表示愤怒。(有人激动地说，“我们究竟要为我们犯过的错误道歉到什么时候?”)
其他一些学者则充当了日本的道歉者，甚至还与日本保守的极端民族主义者联手，共同压低南京大屠杀的影响及死亡之数字。东京大学教育学教授藤冈信胜就是一位著名的篡改者，为了扭曲南京暴行的历史和二战史上的其他方面内容，……进行了狂热的行动。在其煽动性的声明中，……认定：南京暴行中的死亡人数远远低于中国人所声称的数字；南京大多数死者是游击队员，不是平民；日本军队的亚洲性奴隶，或称”慰安妇”，都是些普通的妓女。……将那些妇女得到的经济赔偿比做是：“摸彩票中了奖”，还要求日本政府收回对这些妇女的道歉，并在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删去与他们有关的内容。
在日本，对南京暴行进行严肃的研究，基本上是由那些在传统的学术界之外的人进行的，比如自由撰稿人和记者等等。工厂工人小野宪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88年，他开始采访附近的一些农民，这些人曾于南京暴行期间在若松师团服役。小野是个单身汉，因为工厂每次轮休有36个小时，他又没有家庭责任，所以有时间全力投入这项工作。据报道，6年以后，小野已经访问了大约600个家庭，采访了200人，从30多本日记中影印了20多本，把他与7个人的谈话做了录音。他的一些发现发表在《金曜日周刊》周刊上，被赞誉为是第一个完全采用日本本国的资源对南京大屠杀进行研究的成果。或许小野最后会就南京大屠杀出版一部重要的书，但与此同时，他却生活在可能会遭到报复的阴影之下。由于担心成为日本右翼狂热分子的袭击对象，小野甚至拒绝拍照。
自愿承担的审查
日本审查制度破坏教科书的行为不仅是仅仅由政府做出来的，媒介为了保护自己，也运用了审查制度。私人机构的自我审查微妙而诡秘，难以使人察觉，因而往往比政府的审查制度更为阴险。
日本的电影发行商在电影《末代皇帝》中对南京暴行的镜头所作的手脚，明确地说明了日本自我审查的存在。1988年，日本富士电影发行公司从伯纳多·贝托鲁奇这部关于溥仪生平的影片中剪去了30秒描写南京暴行的镜头。贝托鲁奇知道此事后，当然十分愤怒。他说：“在未经我授权甚至没有告知我的情况下，日本发行商违背了我的意愿，将‘南京暴行’的全部镜头剪掉了。他们还对新闻界说，我与制片人杰里米·托马斯早就打算肢解这部电影”，贝托鲁奇声明：“法完全是错误的，令人厌恶。”
贝托鲁奇的强烈抗议迫使发行商们马上恢复了被剪去的镜头。发行商为他们的行为找了很多借口。富士电影发行公司的负责人久保谷，为该公司行为造成的“混乱和误解”道歉，他解释说，他的公司只是认为影片中南京的镜头“太惊人了”，不宜在日本放映。他说，“剪这部影片是我们自己的决定。我们没想到它会成为这么大的问题”。该公司另一位发言人，斋藤告诉记者，剪去这些镜头是“出于对日本观众的尊敬”。一位日本的电影评论家中根猛彦分析认为，决定剪去这些镜头是源自于发行商的胆小以及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暴力威胁。这位评论家告诉记者，“我相信这部电影的发行人和许多剧场主是担心右翼组织会在剧场外闹事，”他还说：“一些这样的人还在认为，日本在中国和二战期间的行为是圣战的一部分”。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辩论
日本有勇气写关于南京暴行的书的人，常常面临冷酷无情的攻击。这里以洞富雄和本多胜一为例。洞富雄是早稻田大学的日本史教授。1966年，为了调查日本人在中国的暴行，他访问了中国。后来，他出版了几部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著作。本多是《朝日新闻》的一名获奖记者，他打破了日本新闻界反对讨论南京大屠杀的禁忌，分别于70年代和80年代访问中国大陆，采访幸存者。他的调查结果首先在《朝日新闻》和其他杂志上发表，后来汇编成书。洞富雄和本多都作出结论：在1937-1938年间，日本士兵在南京杀害了大约30万人。
他们两人在日本都遭到了猛烈的恶毒攻击。对洞富雄和本多进行恶毒攻击的一个批评者是铃木明，他是一个极端保守的作家，在一篇名为”南京大屠杀的假象”的文章中攻击洞富雄和本多的调查结果。铃木指责说，洞富雄和本多的故事都是编造出来的，没有足够的原始资料能证明大屠杀，南京的暴行是一个“假象”。根据他的文章而编纂出的书获得了《文艺春秋》的非小说类文学作品奖，并从日本的文艺批论家那时获得了“令人敬佩”和“勇气可嘉”的美誉。当洞富雄发表了一系列反驳文章时，日本许多著名作家立即站到铃木明一边，为他辩护。
另一位批评者是田中正明，他自称是松井石根的门徒。1984年，他出版了一本针对洞富雄的书，名为《”南京大屠杀”的编造》，书中使用了松井的战时日记。为了指责本多传播“敌人的宣传”，田中说，与欧洲或中国不同，“在日本全部历史中，找不到一例有预谋的系统性地谋杀的例子”。他写道，这是因为日本人与西方人和中国人有着“不同的价值观”。篡改者们尾随之，田中也参加到对洞富雄和本多的攻击中。右翼作家渡边省一为田中的书做了序，他也猛烈地攻击本多，认为本多“不仅往当时的日本官员和老百姓身上，也往所有的日本人，甚至尚未出生的孩子身上”堆积罪行。
两个阵营间很快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一边是由洞富雄、本多及其支持者们组成的开明的”屠杀存在派”，另一边是由铃木和田中领导的保守的“屠杀假象派”。开明派在《朝日新闻》和其他杂志上发表调查结果，保守派则在右翼出版物上写文章，如《文艺春秋》、《诸君》月刊等等。开明派要求日本政府为其在中国的罪行道歉，而保守派则认为道歉是对老兵的侮辱，是外国对日本国内事务的干涉。
颇具意味的是，当篡改者们亲自研究这一问题，以求获得攻击“屠杀存在派”的弹药时，他们试图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努力却事与愿违。例如，在80年代，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的一个联谊会“偕行社”，要求其18，000名成员用目击材料来证明南京大屠杀并不存在。令“屠杀假象派”沮丧的是，许多“偕行社”的成员确认了南京大屠杀的细节，并做了令强硬的保守分子也感到恐怖的暴行。过去是松井手下军官的一位成员估计，在一名参谋长官的命令下，大约有120，000名战俘被杀。后来无疑是迫于压力，这位军官把数字改为 “不少于几万人”。但他的证词搅乱甚至改变了这次调查的目的，偕行社杂志的一位编辑在系列文章的结束部分写道： “如此规模的非法杀人没有任何借口可讲。作为一个曾与旧日本军队有关的人，我必须向中国人民深致歉意。”
最令保守派尴尬的事情还在后面。1985年，日本一家著名的历史杂志《历史与人物》发现，新出现的松井石根的日记竟有900处错误。其中多数是蓄意改变原始文献，这一丑闻令日本各地的历史学家感到震惊。更令人吃惊的是，这些改动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曾经宣称自己是对扭曲历史行为最坚定的批评家的田中正明。
恐 吓
东史郎是日本第一位公开承认自己在南京所犯罪行的日本老兵，他的遭遇是极端情况下的日本恐吓体系的绝好例证。1987年，当东史郎成为第一位公开为自己在南京所扮演的角色道歉的日本老兵时，他引起了一场轰动。在去南京参加大屠杀50周年纪念活动前夕，东史郎在京都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接受了报纸和电视记者的采访。结果是招致了雪崩般的批评和死亡的恐吓。为保护自己，东史郎从公司退休，和妻子一起搬到京都以外的一个小村庄，他还在房子里准备了大量的武器，比如警棍、球棒、胡椒喷射器、锁链等等。
对于日本长崎市长本岛钧来说．他的麻烦是开始于一次提问。1988年12月7日，正是日本袭击珍珠港47周年的日子，市议会中的一位共产党员向他询问对天皇战争罪行的看法。当时，日本裕仁天皇因患癌症去世，日本全国停止节假日活动，哀痛昭和时代的结束。本岛钧回答说，通过阅读国外关于战争的记录，加上自己当过兵的经历，他认为天皇对战争负有责任。他的话立即引起了反应。第二天，被激怒的市立法委员们和自民党地方党部要求市长收回所说的话。但本岛钧拒绝了，他宣告，他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
为了迫使市长屈膝投降，本岛钧的对手们发起了一场骚拢和恐吓的运动。自民党员们不仅撤销了他在该组织中的顾问资格，还成功地说服了县知事拒绝同市长进行政治上的合作。右翼组织甚至声称要杀死本岛钧。1988年12月19日，24个极端民族主义团体开着30辆配有高音喇叭的卡车，在长崎市游行，叫嚣着要把本岛钧的死作为对他的“神圣的惩罚”。两天后，在长崎游行的团体增加到62个，装着高音喇叭的卡车增加到82辆。来自无数保守组织的代表，包括靖国神社团体赛的代表，都呼吁弹劾本岛钧。裕仁天皇死后不到两周，1989年1月7日，一个右翼狂热分子从背后向本岛钧开了枪。子弹打穿了他的肺部，但这位市长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刺杀行动使全日本的极端分子激动不已，他们当中很多人声称，这次行为不过是对本岛钧“神圣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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